“放”与“收”是众多写作关系中的重中之重，在写作实践中具有积极指导意义。
一、写作中的“放”
写作中的“放”包含追求创新、自由、个性等意思。换句话说，就是写文章要放开手脚，跳出窠臼，自由抒写，张扬个性。古人主张的“放”主要是针对青少年说的。因为，青少年的心理特点、性格特征等正好与“放”合拍——青少年思维活跃，感性特征明显，加之阅历浅，极易形成奔放率真的性格、飘逸洒脱的气质，让他们放开手脚不受羁绊地为文作诗，不仅符合他们的个性特征，还可以开拓他们的胸襟。
最早提出为文须“放”的是南朝时期梁代的萧纲。他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：“立身先须谨慎，文章且须放荡。”这封信的主要内容虽然是谈立身之道，却道出了一个写文章的重要原则——青少年写文章要解放思想，独抒己见，不拘礼法，不泥陈规，不陷旧矩，率性而为。明确提出青少年创作必须“放”的是清代的王筠。他在《教童子法》中指出：“作诗文必须放，放之如野马，踶跳咆嗥，不受羁绊……学生二十岁不狂，没出息。”他所说的“放”与“狂”都是“不受羁绊”的意思。显然，在王筠看来青少年写文章一定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和个性，施展自己的才气和能力，爱写什么就写什么，想怎样写就怎样写。由以上言论我们可以看出“作诗文必须放”显然是诸多文章大家的共识。
从另一个角度讲，初学者由于正处于心理图式的建构中，这时强调过多的规矩绳墨、条条框框，一开始就让他们带着沉重的镣铐写作，极易使他们形成思维定势。其实，不仅是青少年，对于有一定写作基础的人来说，也都有强调“放”的必要。因为，这一阶段的创作者最容易产生惯性思维，进而缺乏求异思维、创新思路和鲜活个性。比如，南北朝时期的庾信，前期的文章绮艳华丽，讲究声律词藻，注重规矩绳墨，因而成就不高，遭遇亡国之变后，他内心受到巨大震撼，后期的诗文多抒发亡国之痛，反映人民的疾苦，并接受北朝浑灏劲健之风，为文倾向于雄健豪放，因而得到杜甫“庾信文章老更成，凌云健笔意纵横”的赞誉。
二、写作中的“收”
首先，写作中的“收”是指对规律技法的遵循。古代文论家早就看到了这一点。他们时常提醒初学写作的人一定要特别小心，以免误入歧途。因为，走错了再回头，一是费时且无效率，二是费力且不容易改正。刘勰在《文心雕龙·体性》中说：“夫才有天资，学慎始习，斲梓染丝，功在初化。器成彩定，难可翻移。”严羽在《沧浪诗话·诗辨》里也说：“夫学诗者以识为主，入门须正，立志须高。”显然，这两位前辈都看到了写作入门时的道路选择问题。这绝非偶然。“才有天资”，尽管写作的天赋的确很重要，但后天的学习与培养也很重要。我们都知道，心理学上有“先入为主”的说法，即个体对先接受的信息印象最深刻且固不可移，因而便不容易再接受其他信息。初学者如果步入歧途，思维模式很容易定型或定势，倘若要改会很难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学习写作入“门”时必须关注情感、内容、语言等要素，但文体无疑是最主要的，因为它能统摄其他要素。
其次，写作中的“收”还指文体的规范。具体说来，就是作者要有敏锐的文体意识。所谓文体意识，是指“人们在文本写作和欣赏中，对不同文学样式的自觉理解、熟练把握和独特感受”。时下，作文教学重视文体特点和强调文体意识的积淀，已经成为作文教学迈向素质教育的必由之路。具体说来，文体意识有三个维度。第一，文体既是宏观规则又是微观技法。写作中的规则与技法都集中体现在文体模式上，而且只能在文体的轨道上运行，如果脱离文体，规则与技法便会没有凭借与依托。第二，文体既是美学规范又是编码制约。文章是作者“按照美的规律”创造出来的结果，每一种文体都有其独特的美学设计，都追求独特的美学目的。这就是说，文体的本质是一种预期目标、美学规范或审美标准。第三，文体既是弹性空间又是创新平台。文体虽然有受规范制约的一面，但规范不是僵硬的界限或紧锁的镣铐，而是一个“四通八达”的视野开阔的多维度的弹性空间，作者有广阔的活动余地，在这个弹性空间内可以任凭写作思维张弛伸缩，自由运动。写作中，如果只看到文章体式的制约与规定的一面，而忽视其张弛自如的弹性空间，就会落入“八股文”的窠臼，失去鲜活的“生命肌能”。
三、“放”与“收”的统一
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统一体。“收”与“放”是写作这一矛盾统一体的两个方面——它们既对立存在又相互依存。比如，王筠主张青少年“作诗文必须放”，而刘勰、严羽却主张“学慎始习”与“入门须正”。乍一看，他们的观点的确互相对立，而且是非此即彼。其实，他们这是就同一问题的不同方面而言的：主张初学者以“放”为主，摆脱规矩绳墨的束缚，是侧重于培养作者的个性气质、求异思维而言的；主张以“收”为主，是侧重于章法、体式而说的。这样看来，它们并没有明显的先后次序，更不是“泾渭分明”或“势不两立”。
其实，写作中的“放”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强调写出新意，写出个性。“文章随时运，无日不趋新”，写文章追求新意是必然的事。但是，创新并不是没有基础的“空中楼阁”，也不是毫无依托的“海市蜃楼”。正如没有绝对意义上的“放”一样，同样也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创新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“收”是“放”的依托和平台，“放”是“收”的超越与升华。建构主义者也主张依靠“背景知识”——原有的经验、结构和模式建构知识。由此可见，任何创新都有一定的依托和凭借，一如我们常说的“创新始自模仿”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实际的写作过程中，“放”与“收”更多地体现为统一或转化的关系，主要表现是“放中有收”“收中有放”。
一、写作中的“放”
写作中的“放”包含追求创新、自由、个性等意思。换句话说，就是写文章要放开手脚，跳出窠臼，自由抒写，张扬个性。古人主张的“放”主要是针对青少年说的。因为，青少年的心理特点、性格特征等正好与“放”合拍——青少年思维活跃，感性特征明显，加之阅历浅，极易形成奔放率真的性格、飘逸洒脱的气质，让他们放开手脚不受羁绊地为文作诗，不仅符合他们的个性特征，还可以开拓他们的胸襟。
最早提出为文须“放”的是南朝时期梁代的萧纲。他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：“立身先须谨慎，文章且须放荡。”这封信的主要内容虽然是谈立身之道，却道出了一个写文章的重要原则——青少年写文章要解放思想，独抒己见，不拘礼法，不泥陈规，不陷旧矩，率性而为。明确提出青少年创作必须“放”的是清代的王筠。他在《教童子法》中指出：“作诗文必须放，放之如野马，踶跳咆嗥，不受羁绊……学生二十岁不狂，没出息。”他所说的“放”与“狂”都是“不受羁绊”的意思。显然，在王筠看来青少年写文章一定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和个性，施展自己的才气和能力，爱写什么就写什么，想怎样写就怎样写。由以上言论我们可以看出“作诗文必须放”显然是诸多文章大家的共识。
从另一个角度讲，初学者由于正处于心理图式的建构中，这时强调过多的规矩绳墨、条条框框，一开始就让他们带着沉重的镣铐写作，极易使他们形成思维定势。其实，不仅是青少年，对于有一定写作基础的人来说，也都有强调“放”的必要。因为，这一阶段的创作者最容易产生惯性思维，进而缺乏求异思维、创新思路和鲜活个性。比如，南北朝时期的庾信，前期的文章绮艳华丽，讲究声律词藻，注重规矩绳墨，因而成就不高，遭遇亡国之变后，他内心受到巨大震撼，后期的诗文多抒发亡国之痛，反映人民的疾苦，并接受北朝浑灏劲健之风，为文倾向于雄健豪放，因而得到杜甫“庾信文章老更成，凌云健笔意纵横”的赞誉。
二、写作中的“收”
首先，写作中的“收”是指对规律技法的遵循。古代文论家早就看到了这一点。他们时常提醒初学写作的人一定要特别小心，以免误入歧途。因为，走错了再回头，一是费时且无效率，二是费力且不容易改正。刘勰在《文心雕龙·体性》中说：“夫才有天资，学慎始习，斲梓染丝，功在初化。器成彩定，难可翻移。”严羽在《沧浪诗话·诗辨》里也说：“夫学诗者以识为主，入门须正，立志须高。”显然，这两位前辈都看到了写作入门时的道路选择问题。这绝非偶然。“才有天资”，尽管写作的天赋的确很重要，但后天的学习与培养也很重要。我们都知道，心理学上有“先入为主”的说法，即个体对先接受的信息印象最深刻且固不可移，因而便不容易再接受其他信息。初学者如果步入歧途，思维模式很容易定型或定势，倘若要改会很难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学习写作入“门”时必须关注情感、内容、语言等要素，但文体无疑是最主要的，因为它能统摄其他要素。
其次，写作中的“收”还指文体的规范。具体说来，就是作者要有敏锐的文体意识。所谓文体意识，是指“人们在文本写作和欣赏中，对不同文学样式的自觉理解、熟练把握和独特感受”。时下，作文教学重视文体特点和强调文体意识的积淀，已经成为作文教学迈向素质教育的必由之路。具体说来，文体意识有三个维度。第一，文体既是宏观规则又是微观技法。写作中的规则与技法都集中体现在文体模式上，而且只能在文体的轨道上运行，如果脱离文体，规则与技法便会没有凭借与依托。第二，文体既是美学规范又是编码制约。文章是作者“按照美的规律”创造出来的结果，每一种文体都有其独特的美学设计，都追求独特的美学目的。这就是说，文体的本质是一种预期目标、美学规范或审美标准。第三，文体既是弹性空间又是创新平台。文体虽然有受规范制约的一面，但规范不是僵硬的界限或紧锁的镣铐，而是一个“四通八达”的视野开阔的多维度的弹性空间，作者有广阔的活动余地，在这个弹性空间内可以任凭写作思维张弛伸缩，自由运动。写作中，如果只看到文章体式的制约与规定的一面，而忽视其张弛自如的弹性空间，就会落入“八股文”的窠臼，失去鲜活的“生命肌能”。
三、“放”与“收”的统一
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统一体。“收”与“放”是写作这一矛盾统一体的两个方面——它们既对立存在又相互依存。比如，王筠主张青少年“作诗文必须放”，而刘勰、严羽却主张“学慎始习”与“入门须正”。乍一看，他们的观点的确互相对立，而且是非此即彼。其实，他们这是就同一问题的不同方面而言的：主张初学者以“放”为主，摆脱规矩绳墨的束缚，是侧重于培养作者的个性气质、求异思维而言的；主张以“收”为主，是侧重于章法、体式而说的。这样看来，它们并没有明显的先后次序，更不是“泾渭分明”或“势不两立”。
其实，写作中的“放”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强调写出新意，写出个性。“文章随时运，无日不趋新”，写文章追求新意是必然的事。但是，创新并不是没有基础的“空中楼阁”，也不是毫无依托的“海市蜃楼”。正如没有绝对意义上的“放”一样，同样也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创新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“收”是“放”的依托和平台，“放”是“收”的超越与升华。建构主义者也主张依靠“背景知识”——原有的经验、结构和模式建构知识。由此可见，任何创新都有一定的依托和凭借，一如我们常说的“创新始自模仿”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实际的写作过程中，“放”与“收”更多地体现为统一或转化的关系，主要表现是“放中有收”“收中有放”。